美国小说家约翰·格里森姆以司法题材见长，紧张的情节、出人意料的结局，每每被改编成热播电视剧。新作《无辜的人：一个美国小镇上的谋杀与冤案》同样引人入胜，更教人唏嘘的是，这是一部非虚构的作品。

　　本书主线是一桩比小说更荒诞的案件。上世纪80年代的美国小镇，一位少女被奸杀，警方很快锁定了嫌犯罗恩，并将其治罪。但事实上，不光嫌犯本人自始至终未认罪，所谓的证据也经不起推敲：一位不靠谱的证人的证词，这位证人可能是最后见到死者的人，而且被目击到与死者争执，本身就可疑；以及不确定的测谎结果、罗恩本人不佳的声誉，以及他家住受害人的附近。即便是没有法律常识的人，也不会据此就认定罗恩是凶手，只能说他有点可疑。

　　罗恩和“同伙”丹尼斯起初也认为，只要积极配合调查，很快就能自证清白，他们毫不犹豫地提供了自己的指纹、唾液、毛发样本，却根本没想到，一次次的上诉重审得到的皆是有罪判决。为什么聪明的专业人士都看不清真相？事实真相不是纸上一道逻辑分明的推理题，在这个安静有序的小镇，人们自有一套陈旧古板的价值标准——那是人以群分的行为构成的声誉体系。一个“好人家”的女孩无辜被害，这让其他“好市民”人人自危、群情激奋，欲将凶手除之后快，无形中给了警方快速结案的压力；一个有过“前科”的嫌犯，无法面对现实、自甘堕落的过气棒球明星，像个有潜在危险的“废柴”，正合乎大众对凶手的画像；基于先入为主的偏见，求证和重审似乎只是为了坐实犯罪嫌疑。而所谓的“前科”，不过是缺乏实据不了了之的诬告和一次酒驾。

　　由此，警方并不为证据单薄发愁，他们可以轻松制造证据。譬如，通过诱导式的问讯，来制造一份“梦境口供”；用不恰当的暗示，左右毛发鉴定的结果——当时的鉴定方式只是显微镜下观察比较，受主观影响较大；利用狱友想立功的心态，诱使他们作伪证……狱中恶劣的环境和申冤无门的痛苦，对罗恩的身心都是巨大摧残。12年后，负责任的律师和法官，以及成熟的DNA技术还了罗恩一个清白，此时的他却人生尽毁。他与年龄不相称的衰老、饱受病痛之苦，包括严重的双向情感障碍，虽争取到了赔偿金，却没有正常支配和生活的能力。除了猎奇的媒体围追堵截，他并未得到应有的关怀和道歉。

　　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小镇，人的偏见可以让主持公正的司法变成伤人的利器。罗恩不是唯一的牺牲者，仅在本书中就提及了另外两个类似的案例。讽刺的是，司法越是显露出不公，越是急于维护自己的公正形象。支付赔偿金事小，前提却是签署保密协议。而在警方眼里，连那些科学证据也不能令他们承认自己的错误，他们认为罗恩只是暂时无罪，真凶也没有被盖棺论定，不定某天，新的指控者就会改变审判。常常的，偏见比真相更为根深蒂固。

　　从感性出发，每个人的心底或许多少都存有“邻有亡斧者”的阴影，会需要宁信其有的安慰，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弱势者就应当被牺牲。难道那些有前科的、有精神疾病的，或者仅仅是能力不足、交友不慎的人就没有权利被平等看待吗？就像英国哲学家菲利帕富特提出的那个千古难题：一辆刹车失灵的电车究竟是撞上前方五个人，还是改变方向撞死岔道上的一个人？生命不是冰冷的数字，如果我们无法如功利主义者那样轻松权衡1和5，其实已经默认了一个前提：妄图比较生命的价值、权衡生命的贵贱，是无知且狂妄的。没有谁的人生应当被牺牲。

　　曾经热播的纪录片《制造杀人犯》也讲述了一个与罗恩案相仿的冤案：有精神疾病、智商不高、曾出言滋扰过女性的主人公，在现实生活中恐怕不是我们会主动结交的人，但当他被无罪释放，跟家人团聚时，仍令观者动容。这些故事告诉我们，无论他曾是怎样的人，都应当得到平等和公正。